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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鲁冰逊到三个和尚没水喝

发布时间:2019-06-10 10:37浏览量:49

从鲁冰逊到三个和尚没水喝

  人类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:从鲁冰逊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  鲁冰逊漂流的时候,他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能够生存,这没问题。

但是一旦人类需要合作才能生存的时候,问题就来了。 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典故:一个和尚担水喝没问题,两个和尚抬水喝也没问题,但是三个和尚就遇到没水喝的困境了,这看起来很可笑,但是却很现实。 因为合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   现在很多论著对合作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成人、对等的个体之间的合作研究,比如囚徒困境、公地悲剧等等。 但是从人类发展过程来看,人类一生下来是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,需要抚养,这个抚养化的过程其实是一种不对等的协作关系,孩子要听从安排。 原始社会阶段,都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采摘和狩猎微组织,接着进入氏族社会,最后人口的繁衍导致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,最终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合作。 需要文化和制度来支撑庞大的合作群体。

  当人类突破血缘关系,突破氏族社会,进入崭新的合作关系时,制度安排和文化设定就需要有人来提供。

  由于当时土地资源还比较丰富,有人就会主张回到氏族社会,比如老子。 氏族社会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天生具有合作的基因,因为氏族社会的利他行为有利于基因繁衍。

这个想法在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过程其实很正常。

  考虑普天之下爱莫非王土,孔子觉得回不到氏族社会,需要文化设定和制度安排。

《合作的物种》一书列举实验结果说到,有三种情况是比较有利于合作的。

第一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,利他合作有利于基因繁衍;第二种是基于耻感文化,在合作中搭便车或背叛的人有羞耻感;第三种就是惩罚背叛者可以降低合作崩塌的风险。

  第一种是老子的主张,不用过多解释。

  第二种其实孔子的主张,因为礼制是耻感文化存在的前提,没有礼就不会产生耻感文化,礼治的作用就是为了合作,为了社会的稳定。

  子曰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.”(《论语》)就是说,若仅以刑罚治理国家,民众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的可耻;若以德治教化民众,民众便有羞耻之心,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,进而避免犯罪。 在这里,人们出于内心羞耻的压力,由内向外求恕,因而具有更高的自觉性。   这句话与塞缪尔·鲍尔斯/赫伯特·金迪斯《合作的物种》书中的试验结果惊人一致。

  《合作的物种》P257:支撑合作的最重要情感是羞耻!  《合作的物种》P259:只要有了羞耻和内疚再加上内化的伦理规范,高水平的合作既能够在最小程度的有成本惩罚之下得到维护,从而导致人们以很小的成本既可以进行互利的交互。

  《合作的物种》P266:群体成员当中羞耻程度越高,群体成员的总收益越高,这一事实意味着羞耻可以通过群体选择的作用而得到演化。 如同我们看到的,哪里羞耻感较为普遍,哪里反社会行为的惩罚就更加有效,而且很少真正用到。

  美国哲学家费格里特说“:耻是以礼为中心取向的。 ”  在分封制的周朝必然在实践中不断得出结论,只有利用礼治下的耻感文化才能维护良好的合作局面。

如果是达尔文的丛林主义,只能是不断冲突。   所以,孔子借鉴周礼是必然的。

就是现在,社会上缺乏素质的现象,其实是旧礼治崩塌,新礼治未就,人的羞耻感淡漠的表现。

所以儒家想法为啥有市场,因为第二种的耻感文化和孔子主张是分不开的。 很容易混为一谈。   第三种其实就是法治,采取惩罚措施促进良好的合作关系。

契约精神是以法治为基础的。 古代中国法家主张的是这种想法,法家也有耻感文化的想法,但是法家不懂得礼治是耻感文化产生的前提。

没借鉴周礼的实践意义。

  来看看法家对耻感文化的认识  法家非常重视耻感文化,在法家的道德体系中,“耻”具有比在儒家道德体系中更高的地位,它不只具有个体德性的道德意义,而且被提升到国家安危、民族存亡的伦理地位。 管子说:“国之四维,礼义廉耻。

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

四维张,则君令行,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,守国之度在饰四维。 ”《管子》将“耻”提高到“国之四维”之一,即四个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的度。 “耻”既是底线,也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危的最后一道道德防线,这个底线如果守不住,国家的命运便不是“倾”或“危”,乃至不是“覆”,而是“灭”,从此国家民族便万劫不复。

  可见,法家不是不知道光依靠法治是不行的,国家仍然容易覆灭,需要耻感文化来支撑。

但是法家却不懂得礼治的重要性!这就是秦与后世的区别。

  后世儒家文化在孔子的基础上,不仅仅发扬了礼治的精神,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借鉴了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超稳定结构,即家国同构,君臣父子的拟血缘关系。

  到儒家文化形成之后,合作的三种方式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了,因此也形成了超稳定的制度结构。

  直到近代西学东渐才让儒家文化设定崩塌。

  崩塌最核心的原因是西方提供的合作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,只有成人的、对等的关系才能签订这种合作契约。 这与儒家文化的这种拟血缘的协作结构完全不同。 儒家文化里没有这种对等的关系。

就拿现在的家庭教育来讲,西方的家庭观念更体现出一种对等性,父子之间更像是朋友。 而中国的家庭观念则是协作型,绝不是对等的关系。

  说现在还有像孔子和老子那样极具高智慧的人吗?  从实践角度来说,老子和孔子的合作观都是基于古老的实践基础,并不是突发奇想。 而从合作的三个维度来说,基本上实践的结果就这些,没有多大创新空间了。

  至于说,为什么西方社会,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合作而不是协作,原因是希腊的农业不发达,商业发达,人口流动性强,统治基础薄弱。 只能以公民的对等身份谈合作。   一切都是必然的。

无需贬低也无需抬高。

这是我的观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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